政府媒体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带动了高校、研究院所等机构对土家织锦这个艺术本体和织锦艺人传承主体的深入研究。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率先把土家织锦的研究列入其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其首批聘任的30名“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名单中，土家织锦艺人——曾获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叶水云代表了整个土家族艺术而成为其中一员。该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海霞教授承担的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其中有其硕士研究生金萱承担的《西兰卡普的传人：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一书。近几年来，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也纷纷以土家织锦作为选题从自己的学科视角介入进行专题研究。

本书从系统收集素材到定稿前后历经六年,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我曾一个人顶酷暑冒严寒两次徒步沿永顺、龙山、保靖三县交界之地及捞车河流域走访考察，一村一寨地拜访民间艺人。书稿完成后﹐我又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家,沿酉水南北两岸土家织锦的主要分布区域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复查。可谓几经易稿，十分艰难和苦涩，甚而还有某些非议和指责。《湘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申报文本是历史以来“官方”首次较全面介绍和研究土家织锦的文稿，在初稿时就流传开来，并相继被引用、摘录，但大多都没有“注明”，甚至有将我的名字张冠李戴。由此朋友们开玩笑:如果还不将《土家织锦》公开示于众，恐怕就有“抄袭”或“剽窃”别人“成果”之嫌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尽管《土家织锦》不够成熟，有许多问题仍需研讨，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能为土家织锦的发扬光大尽一份绵薄之力。

相应地，近几年来也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立项。比如，2007年湖北民族学院黄柏权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土家工艺美术史》；又如，2009年湖北民族学院李军副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土家族织锦遗产数字化保护及应用研究》、2011年武汉纺织大学叶洪光博士的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规划项目《湘鄂西部土家织锦的传承与产业开发》、2015年李军教授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土家织锦文化数字化保护与智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2016年中南民族大学周少华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土家织锦数据库建设及产业开发研究》。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分别以土家织锦为研究对象申报立项，充分体现出学界对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关注程度和研究热点。

目前，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侧重于艺术美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但是在活态文化保护方面和跨学科的结合研究还欠缺。综合来看，回顾研究中的发展阶段，学界成果主要是在“西兰卡普”的纹样剖析、文化特征、价值变迁、源流追述、传承保护等方面。但这些成果多偏重于单纯艺术与美学的角度，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理论结合，抢救性保护与政府政策的观照等，从学科上来说侧重于艺术美学、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这些单一学科的运用。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入阶段，研究成果所用学科仍主要是民族学、文化学、艺术美学、教育学，部分论文引入了市场经济学、艺术设计、数字化信息技术等跨学科，但与倾向于某一学科来研究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成果所占比例偏小，而且切入点比较散乱，学理上不够成熟。但是研究中较少从跨学科、多学科的结合来与传统民间手工艺对话，罕见从多学科交叉化的角度分析织锦工艺的保护，欠缺本土化与现代化的对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化推动地方经济，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等大背景下，对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的发展保护进行艺术人类学、计算机应用、影视人类学等学科的系统解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工艺的研究大多留连于理论、美术和工艺之间，而对于发展趋势及产业化方向这些现实棘手的问题往往避重就轻。本书不仅对土家织锦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作出了相应详尽的阐述，并针对土家织锦在现实中的境遇，理论联系实际地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为土家织锦的弘扬与振兴勾画出一幅前景蓝图，摆脱了以往研究空对空的高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土家织锦》是一部融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指导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力作，它的问世不仅对宣传、保护、研究和开发土家织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作了一个可贵的尝试。

更可喜的是，州内一批如单海鹰、田大年、田明、殷晓玲、张登赤、刘能朴、黄青松等具有研究能力或者设计能力的专家学者，对土家织锦文化现象开始了深入的研究探析，对土家织锦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活态保护如何更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一难题开始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前景可期。

5.作者以大文化为主线，将土家织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遗留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目前存在的争议不回避，客观地通过实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笔者有幸认识了土家族画家、学者田明先生，得到了这位土生土长的学者的指点，并从他的著作《土家织锦》一书中借鉴了土家织锦源流发展的论述。田明先生在书中整合了前人的观点和其他不同的研究成果，有机地吸取了近些年来湘西北考古新发现的成果，以兰干细布为突破口，客观地理顺了土家织锦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土家织锦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

2005年冬，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在湘西龙山里耶召开的年会暨土家织锦保护与开发研讨会，里耶是位于酉水河畔美丽的历史文化古镇，也是土家文化的核心区域。在这里，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土家文化的真谛，土家织锦的魅力，回味了沈先生笔下所描绘的灿烂的酉水文明。在会上，我结识了土家族画家和学者的田明先生，他的一篇有关土家族织锦的研究及其历史渊源的对话《土家织锦与兰干细布》，对长期以来悬疑的土家织锦历史源流的独特见解，深受与会同仁的好评。在湘西的沱江河畔，我拜祭了今已安眠于地下的恩师沈从文先生，站在恩师墓前感慨万千，浮想连翩。记得在恩师最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他把我与妻子陈娟娟叫到他的病榻前，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我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头，你们要在服饰、纹样、织绣三个方面继续深入下去。”如今，我欣慰地见到，在恩师的故里，一批有志之士，在这方面正在努力，对本土文化特别是土家织锦的研究，已经饶有成就。田明先生所著的《土家织锦》一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不由使人感叹的湘西人杰地灵，新人辈出，真可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沈先生在天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一般研究土家织锦大多都是以族源“巴人”（广义巴人）或“巴賨”（狭义巴人）为主线而展开，但总感到一些重大问题讲不清楚，特别是土家织锦历史上与兰干细布的关系十分勉强含糊。田明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并参考了武陵山区近年来的考古重大发现，在其《土家织锦》专著中将土家族成分分为上下两大块：底层庶民以“土著”和“濮僚”为主，上层及强宗大姓以“巴賨”等外来势力为主。这样的研究思路就土家织锦来说有一定的道理，也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同。

湖北也是土家族分布大省，对土家文化的研究相对比较重视，投入大，研究者大多为高等院校的教师。在酉水流域湖北与湘西交界的来凤一带，历史上也有土家织锦的分布，但研究大多以湘西龙山的织锦现象为载体，以“民间美术”的视角为主，偏重理论。上世纪60年代早期，就出版了一套介绍土家织锦传统图案的图片。2004年，辛艺华、罗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科学“九五”课题《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对土家织锦的论述为近年来较有分量的研究。

著作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是在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深入拓展，在撰写的过程中始终牢记着导师段超教授和田敏教授的敦敦教诲。“做学问如同挖井，才有深度。”“先抓个案研究再旁及开来。”两位导师的指导思想一直铭记在心，也是我一直坚持对“土家织锦”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的动力，并指引着我做完土家族的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织锦”之后，将转向土家族2015年获得的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因此，认真做好“土家织锦”的研究感恩于将为下一个研究对象积累经验而不敢怠慢。

湘西北也有一批土生土长关注土家织锦的热心人及专家学者，但比较分散。他们大多数能立足于湘西北的大文化视野，除介绍土家织锦以外，研究以“工艺文化”为多，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土家织锦研究的主流。不过，因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和思维局限性。这方面以永顺籍在深圳大学的田少煦教授为主要代表，他的许多有关土家织锦的论述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多年来，湘西的专家学者们从本体立场出发，在土家织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有龙山籍的田荆贵、叶德书、田永瑞、张心平，永顺籍的彭勃、向乃万、向渊泉、田明及凤凰籍的田大年等撰写了一大批有分量的研究文章。1988年2月，土家族作家张心平的纪实性传记《土家织锦与叶玉翠》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叶玉翠大师的一生及其艺术成就。

湖南是土家织锦的主要分布区域，对土家织锦的研究最早最多，但研究者大多数为工艺美术界专家，研究以“工艺美术”为主，感性重于理性，偏重资料性和介绍性，较有“权威”。1968年，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对湘西龙山县土家织锦展开全面调査。1992年12月，湖南省工艺美术研究高级工艺师宋定国完成省科委下达的土家族《双面织锦技艺的研究》课题，并通过专家鉴定，获得国家专利。1994年左汉中主编的《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民间织锦》是最为典型的介绍和研究土家织锦的书籍，其中汪为义、田顺新、田大年撰写的《湖南民间织锦》一文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