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业近代瑶族地区的养殖业，主要有家庭禽畜饲养、养鱼、养蜂。瑶族每户必养鸡、猪，有水的地方也养鸭。鸡、猪主要用来做祭祀神鬼的供品或年节杀来吃，绝少出卖。多数家庭养牛，除耕田犁地用外，也用作供品和肉食。有的地方当耕牛或菜牛出售，如富川县瑶族利用山地发展养牛，平时村里每户一人轮流赶牛上山放养，称为“放牛帮”，一帮牛群多达七八十头。冬季将牛放上山，任其自食，不收帮，直到第二年开春才上山把牛赶回村里。民国时期，人口少，荒山多，每户养牛多至七八头，自用不完，有大量出售，商人收购，远销广州、港澳地区。南丹县白裤瑶养牛除了耕田外，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砍牛给死去的亲人送葬。其习俗认为，如果家里的老人死了，没有牛砍给他，祖先就会见怪，家里会不安。因此，家家户户必定养牛；能养多少就养多少。谁家养牛多，为亲人送葬砍的牛多就越有脸面。

根据大坪排瑶的习俗，新娘着草鞋去新郎家时，必须倒着穿，即鞋尖朝后，这是祝愿新娘早日回来。这种祝愿与汉族人嫁女时的祝愿相反，汉族有句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有些地方确实在新娘出门时，泼一盆水在地上，表示女儿嫁到婆家后，一切听从夫家管束，不再属娘家成员。排瑶的新婚夫妇，尤其是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后，妇女确是经常回娘家探望父母，往往多于探望公婆。笔者在军寮曾就此问题，访问了十二位妇女，她们都证实这一点。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点是，在军寮新婚夫妇的第一个春节，双方必须在女方的父母家度过。初一清晨，新婚夫妇先到女方娘家。到后，新郎跪拜女方祖先，然后会见女方亲戚，每人并赠予两块猪肉，新娘却出去找她昔日的情人对歌。据笔者在军寮的调查，妇女只有在婚后的第一年春节才有此自由，而男子则每年都可享受。另据一些文献记载，已婚或未婚的妇女，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都可享有此自由，这种活动俗称“放牛出栏”。但有些瑶族报导人却指称“放牛出栏”乃汉族加给他们的称谓。

哈密维吾尔多元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毕竟知识有限，还有很多领域尚不甚了解，在历史的长河里，哈密的历史文化出现多次断代，有很多未解之谜，需要有识之士去探索研究。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对哈密回鹘文《弥勒佛会见记》组织大量专家学者进行翻译研究，这将是哈密历史文化上的一件大事，它将进一步展示哈密维吾尔深厚的多元文化，它也会促使哈密维吾尔文化界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唐宋时期，曾有唐太宗会见穿百鸟衣的“南蛮”酋长的故事；著名文学家陆游也曾留下过当时生活在五溪地区的苗族的服饰记录。

在620年的朝觐期间，有六名麦地那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教义。翌年，来了十二名麦地那人，大概就邀请穆斯林前往麦地那达成了初步协议。622年夏季，七十五名代表来到麦加秘密会见穆罕默德，起誓服从和保护他。大约在三个月内，穆斯林分批迁往麦地那。最后，穆罕默德和艾布•伯克尔避开麦加人的防范，于九月二十四日抵达麦地那。十七年后，这一年的阴历岁首（七月十六日）被定为教历元年元旦，以志伊斯兰教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我们虽然说宗教并不必然有意识地去进行或者决定社会政治斗争，但却不能否认社会政治状况必然会影响宗教观念的转变和宗教徒的社会政治观点，也不否认宗教同社会政治会发生相互的作用。一方面，冷酷无情的罗马社会现实使得弃世禁欲、平等博爱和追求天国的思想进入了基督教；另一方面，基督徒的鄙夷现实和禁拜被奉为神的皇帝偶像，又被统治阶级目为“反人类”和“不合作”。所以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对基督教的迫害时有发生，从零星分散的迫害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官方操纵的大规模迫害。但是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基督教不但未被消灭，反而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在此期间，基督教在组织制度上趋于定型，形成了古代公教会和主教、长老，执事三级教职制，崇拜仪式和圣礼也逐步程式化，最后编定了《新约圣经》正典，产生了一批“教父著作”和“护教著作”，有钱人、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阶层人士入教者也愈益增多，并逐步控制了教会领导权。帝国当局发现，对于这么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既不可能用暴力消灭，还不如采取怀柔政策使之合法化，利用它作为劝诱群众驯服的工具。公元313年，罗马帝国西部皇帝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在米兰会见，联合发表“宽容敕令”（史称“米兰敕令”），宣布所有宗教同享自由，不受歧视。从此基督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并得以收回教产。君士坦丁在战胜李锡尼后，更进一步扶植利用基督教。于325年召集基督教“普世主教大会”，确定正统教义，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公会议”。以后直到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在帝国东部共开了七次“公会议”，都由罗马皇帝召集。从此东部教会的历史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和宫廷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392年，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终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