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一一印证上文中我们详细论述过的那种机制。时间是“上午8点一直到12点15分”,地点是在“设在游江河畔新落成的能容纳三万人的体育场”,两者的变换取消了仪式的中心意义,为后来的游行和庆典空出了中央场地。“中共北川县委副书记王荣顺,北川县人民政府县长梁安,常务副县长蹇洪秀,绵阳市政府市长冯祟泰”、“专家、学者、记者即席赋诗、填词、属联,向大会祝贺”——官方力量和学术力量的出席,肯定了“羌历年”的权威性。中央场地上,“
腰鼓舞、
狮灯舞、羌族
锅庄舞,龙灯、
皮鼓、采莲船,
马马灯、
板凳龙、莲宵舞相继登场……由400名少年儿童表演的大型团体舞……由县直机关的80名男女青年组成的羌族锅庄队”,尽管有些元素我们能
一眼识别出他的非羌族性(团体舞、龙灯等等),但记录者还是将这一场地上演的节目肯定为“充满地方特色和
浓郁民族
风情的精彩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