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相关章节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十分清楚，水族先民在殷商亡国之后，从中原睢水流域迁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成为骆越族群中的一支，曾经长期生活于今天广东、广西境内的邕江流域。正是邕江流域丰富的鱼类等众多水生资源，促成了水族上古时代“渔猎与采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邕江流域也正是中国野生稻集中分布的重要地域。我们知道，野生稻理想的生存环境是山谷中水源丰富的平地和江河湖海岸边的台地湿润地带，而这种环境也正是上古水族先民在“渔猎与采集”经济时代的主要劳动场域。事情很明显，野生稻的这种生长环境，使水族先民在长期的“渔猎与采集”经济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了野生稻的临水生发的各种习性和食用价值，进而开始采集食用并加以驯化，从而导致了水族原始农业的产生。野生稻“临水生发”的特性以及水族先民原先“渔猎与采集”经济生活时代人们“傍水”而居的居住方式，都支持水族先民在原始农业产生之后，仍然以江河湖海的滨河之地为其主要的劳动场域。理论上这些劳动场域应包括山谷水源丰富的平川之地，湖滨海滨以及江河拐弯处的河床湿地。这些场域既近水利，又避水害，是原始农业居民理想的生存环境。和南方的许多民族一样，水族乃古越人之裔。《越绝书》载，其先民为“大越海滨之民”。显然即指这种情形。水族原始农业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经过缓慢的发展，形成了第一个农业文明时期，即“垦食骆田”时代。根据史箱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骆田”的特点是“仰潮水上下”或“从潮水上下”，而无论是“仰潮水”或“从潮水”，实际上都是一个道理，即这些骆田既近水利，但又可避水害。水族民间歌谣在描述其先民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其“垦食骆田”的具体场景更加形象，即“四周开成田，中间让水淌”。这种“中间让水淌”的道理，不但是农业生产的灌溉需要，也是原始农业文明中，水族“稻鱼共生”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