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编造“石人谶语”，与陈胜、吴广制造“丹书”，“狐鸣”异曲同工，而其利用白莲教宣扬“明王出世”和“弥勒下生”，又与张角利用太平道和方腊利用明教起事一脉相承。白莲教初为佛教净土宗一个流派，崇奉阿弥陀佛，以往生净土为修行宗旨。按其创始人茅子元的说法，“悟自性弥陀，达唯心净土”，靠的是“自信、自行、自修、自度”，这里边显然毫无革命或反抗气息。所以白莲教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首次遭禁之前，—直是得到官方承认的公开的宗教组织。元政府禁止白莲教，主要是因为其合法组织常被利用进行反元活动。元政府也很明白，少数组织被用来反官府，不等于整个白莲教具有反官方性质，所以并未宣布整个白莲教为反逆。不过，在元政府为防止人民反抗，甚至禁止“集众祠祷”、“聚众结社”的严酷条件下，后来再度被禁而转入地下的白莲教，被起义者利用为秘密组织手段，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白莲教宣扬“弥陀出世”，本来不过是对信徒的空头许诺，但在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条件下，却给反元起义组织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材料。他们托称阿弥陀佛或弥勒佛，利用人民对“净土”极乐世界的向往，动员人民冲击苦难的现实世界。1366年，朱元璋在讨张士诚的《平周榜》中说，元朝统治造成了“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的黑暗世界，“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这话虽包含着对农民起义的攻击，但也说明了红巾军对白莲教的利用及其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

《金阊三百六十行》中所表现的阊门，应该是始建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元末张士诚增置月城，之后又经康熙元年巡抚都御使韩世琦改筑城垣、拓女墙后的样子。

大明江山初定，朱元璋因忌恨吴人支持张士诚，强令江南豪族、士族大批迁移，致使苏州民生凋敝、邑里萧然。明早期的苏州画坛也相当冷落，远不能望宋元之项背。直至明中叶，随着经济文化的复苏，江南地区崛起了一批画家，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号称『吴门四家』，取代『院体』、『浙派』而主盟画坛上百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苏州的繁华绮丽之观，历史上屡有起落。大明江山初定，朱元璋因忌恨吴人支持张士诚，就强令江南豪族大批迁移，致使苏州民生凋敝、邑里萧然、生计鲜薄。明早期的艺苑画坛也相当冷落萧索，远不能望宋、元之项背。直至明中叶，随着经济、文化的复苏，江南人才辈出。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年），江南地区崛起了一批画家，取代“院体”、“浙派”而主盟画坛上百年，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初徐沁《明画录》著录明代画家八百余人，而苏州一地即占一百五十余人，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号称“吴门四家”。唐寅（1470-1523年），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出身于苏州阊门内皋桥吴趋坊一商贾人家，早年风华文采，倾动一时，举乡试第一（解元），30岁入京赴试，受科场舞弊案牵连，仕途受挫，37岁那年在桃花坞筑桃花庵，以卖画鬻文为生。那首《桃花庵歌》也正是作于此时：“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