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少女羞赧，则低头左袖掩面，右手遮唇，如《春秋四》里的姜秋莲；画少女的春思常用口衔绢巾，如《孙家庄》田的孙玉姣等。画贫病者可用头扎短布腰系白裙，如《天降麒麟》里的吴惠泉。富病者则扎以黄色长包头（女的可扎彩色的），腰系百褶白腰裙，如《杨家将》天波府里害病的杨延昭等，虽然画中人物面庞不像病人，但形式上还是给人一种带病的感觉，这正是因为年画既要能表现出人物的情态，而又要看着吉利，所以才创作出这种虚拟的手法来表现。画宫苑夜行可用宫嫔持纱灯如《暖香坞试制春灯谜》。画兵营巡夜则用短小红布灯如《查关》；两种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气氛。画卧梦，一般不躺在床，因怕误会是抱病，所以常是在桌旁或是倚榻；男的多是一手握拳支颐合目如《百花公主》里的江六云；女的则是倚桌瞇眼，一掌托腮，如《牡丹亭》里杜丽娘。表现气忿恼怒，立眉凸腮如《镇潭州》里的岳飞。表现惊慌，以袖抱头，如《凤凰楼》里的赵钰，《蒋干盗书》里的蒋干。绊倒或跌倒不可前扑，而要后仰才美，如《拿秦由》里的秦由。演义故事中的有法术的人,头上要画一髻才能表示出来，如《黑风帕》里的高旺。如果是有法术的妖怪，要用双髻，如金钱豹。描写阴魂，左太阳穴画一缕白条即表示出来，如《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锁阳城》里的秦叔宝。死后封神的武将手拿盔头，封为天神手持天官翅纱帽，如《捉吕蒙》里的关羽；《鹿台恨》里的比干。神仙手执拂尘，如《天河配》里的金牛星。天官手拿象笏或诰命，如《天官赐福》。画众神兵降临，画手拿红旗或朵云也能代表；画道宗仙家兵马要手执八卦旗；鬼卒则持黑旗。以此划分，群众一见即知谁好谁坏，谁胜谁败；又妖魔鬼怪的发色是红、蓝、绿、黄等色披发；仙官道童则是前短后长、黑色披发。如《泗州城》、《水淹金山寺》、《托兆碰碑》等武出神怪故事画中，虽然人物众多复杂，但神怪正邪非常分明。画文角小生头上要戴文生巾，两耳无穗，后有飘带，如《卖胭脂》里的郭怀；若小生赶路奔程则把后面的飘带系于头前鬓旁，如《辛安驿》里的罗雁。武角小生所戴之巾如文生一样，不过两耳有穗，如《辕门斩子》里的杨宗保。画短打武生英雄头戴软罗帽，鬓角要插一绒球，如《翠屏山》里的石秀。画侠客罗帽前须插一茨菇叶（如箭头式），绿林侠盗则是一方铲形，以资识别。画马如用马鞭来代替时，也能使人看出马的动势是停是驰。一般扬鞭是起行，垂鞭是停止，鞭横胸前是有水或林木阻路。至于鞭的颜色白、红、黑、花等代表了马的颜色，此乃众所周知不用多说。行舟如光用桨也能说明，横桨是靠岸，桨斜是前行。诸如此类象征性的虚拟手法，在年画中经常出现。其中有些是假借民间戏曲传统形式，然而大部分却是从日常生活中画师仔细观察了人们的内心活动所形之手外的各种神情状态而塑造出来的。故年画中虽然有些人物从面庞来看有时难断其贤愚善恶、人神鬼母，但从人物衣饰打扮的区别及相互关系上，却是很容易分辨清楚的，这正是年画艺人们所常谈的：“画画既要写实，也要写虚，太实了不像画，太虚了又令人不相信，故要虚实相间，使人信而生疑，才有看头。”

2008年发生“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部分羌族群众因原居地不宜人居或次生灾害严重被迫迁移，所在地方行政区划发生变动。原汶川县龙溪乡直台村与垮坡村夕格组村民迁移到邛崃市，分属油榨乡直台村和南宝乡木梯村。茂县维域乡2009年撤乡并入雅都乡。绵阳市安县安昌镇、永安镇，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6个村2009年划归北川管辖，并设永昌镇。至2012年，北川羌族自治县置6缜17乡311个村和32个社区居委会。

一些羌族妇女生子后会在家门前挂靴，鞋面朝下表示生的是男孩，鞋面朝上表示生的是女孩。还有一些地方，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在门上悬挂弓箭，生的是女孩就在门上插一面小红旗。

根据这一现象，王树村同志断定这些年画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年画，我同意他的论据。在这里，还想补充一些意见与论据。第一、如果我们深入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这些年画不仅取材不同，而且是特地选择与封建社会年画对立的事物来绘刻的，以对封建年画进行扫荡工作。例如《秋景图》中绘的蜣螂、蝎子，《田园风趣图》中绘的螳螂、蚱蜢，这些虫儿，在过去我的家乡（广西贵县）是认为不吉祥的东西，我小时候，看见螳螂一类虫儿飞进家，母亲就赶着说：“鬼蜢来了，不要捉！不要捉！”要好好地把它送走才得安心。当然这一类虫儿飞进人家即被认为不吉祥，在封建社会里不是各地都相同的，但这些虫儿，在那时候，并不是吉祥的东西，如同象征多子的螽斯和给人们报喜的喜鹊那样，却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如竭子，我国古来就把它与毒蛇并称，用来比喻可怕的东西，“蛇蝎之毒”成为一句成语。南唐人陈陶诗说：“蛇蝎愁闻骨髓寒”，人们畏惧蝎子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在我国古代迷忌重董的封建社会里，很少把这些不吉祥的东西入画，更没有把它绘来庆贺新年的。王树村同志所论在“我国绘画中，少见有以蜣螂、蝎子为题材的，年画中更是绝无仅有”，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这一幅年画绘的是捕灭这一类凶虫，取害除的意思，以往也是有的，如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中就有一幅金鸡报晓，绘一只雄鸡衔着一条蜈蚣。但是，这一幅年画，丝毫没有除害的取义，而它却绘上了这些为封建社会所禁忌的凶虫，那就是为了要树立百无禁忌的新信仰，来破除封建社会的迷信禁忌。我们知道，林凤祥、李开芳所领导的这一支北伐军，主要骨干都是广西浔州府——桂平、贵县、平南、武宣一带的人，因此，在他们所主持绘刻的年画里而，就特意选择这些自己家乡认为是凶虫的东西。以向封建迷信进行革命的扫荡。这正说明了太平天国革命在文化战线上所展开的斗争,是怎样的尖锐与有力。又如《秋景图》中除了上面说的蜣螂、蝎子之外，所绘的野草杂花、蒲公英、南天竹等都不是封建社会认为吉祥的东西，而在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又把秋景认为是悲愁衰飒的象征。这幅年画也是与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对立的。在当时，只有破除吉凶宜忌，认为“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把新年作为一年春天的第一日（立春）的太平天国，才会刻印这一类年画。第二，《燕子矶》一幅，我们除了与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燕子矶壁画互相参证之外，还可以与明刊《密山图版画集》中的一幅燕子矶对看，那幅燕子矶图上一只要靠岸的船上有人物，江上片片风帆有人物，矶上也有人物。而这一幅《燕子矶》年画，“无论桥头、楼中、磴道、江上，无一人迹可寻”，实际的景物不会这样，也违背了中国传争的绘法，只有遵照不准绘人物的规定的太平天国绘画才有这种绘法。又如《田园风趣图》一幅，原来全部故事是一个螳螂正要捕捉蝉儿，后面有一个黄雀却要捉它，而在黄雀后面，又来了一个人挟弹弓要打黄雀，那个人一心顾着去打黄雀，却不知旁边有一个陷阱，正在等候他跌下去。这是中国很有名的故事。而这幅画，绘螳螂捕蚱蜢，黄莺从后飞来，显然是根据这个故事绘的。但是，却割弃了猎人一节不绘，所以也只能是遵守不准绘人物规定的太平天国绘画的绘法。第三、《猴拉马》一幅，在一座楼阁的旁边、《燕子矶》一幅，在一座亭台的旁边，各树有一面三角形的黄旗。按中国古画上，旗杆上悬挂的旗子颜色,往往用红的较多，酒家所挂的酒旗，是用青色和白色，至于寺庙门前，也有用黄幡的。但幡是狭长而成带形的，这两幅画上，绘的房屋，是亭台楼阁一类的房屋，衬以红、蓝色，并非寺庙。今年三月，江苏省博物馆进行苏州太平天闻忠王府彩画的调查，在大殿卷棚中间北枋上一幅海滨风光中，发现海船桅杆上挂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旗子的式样与悬挂的方式，和这两幅年画完全一致。又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的望楼壁面，望楼顶平台上也树有一面三角形的旗帜，据国画家研究，原来是黄色，但经过百年已脱落成为白色了。考太平天国用黄旗，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的一个军,就有大小黄旗六百五十六面，每作战，“黄旗遍野”，攻克敌人的城池，就在城门上树立起“无数黄旗”，太平天国的战船有挂红旗的，但究以黄旗为代表太平天国的旗帜。这些绘画，说明是特意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旗帜突出地表现于画面上，这也可以证明这些年画确是太平天国的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