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在三、四十年代，在服饰上那些可被称为羌人的服饰？以麻织长衫与头包布巾、扎绑腿来说，这也是清末民初时期许多西南汉族农民的普遍穿着。二〇年代在本地区进行民俗调查的黎光明等人，在其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报告中称：「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黎光明、王元辉1929：44）。羊毛织成的「毪织褂褂」目前被羌族知识分子认为是羌文化的特征，因为他们认为本民族从前是「牧羊的民族」。但民国三十三年所编的《汶川县志》中却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祝世德1944：304）。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土（土指瓦寺土司属民，也就是较汉化的嘉绒藏族）。又如，四十年代在「羌民」中作调查的胡鉴民指出，制花鞋的艺术，似乎是受汉人的影响：某些汉化很深的地区，制花鞋的艺术也最发达（1944：40）。前述的David Crockett Graham也认为，有时羌族妇女会学习汉族刺绣，来装饰她们的衣袖或围裙（1958：21）。此外Graham所描述的羌文化，无论是山歌或是以端公为中心的宗教，都是「土著与汉文化」的混合体。Torrance虽强调羌民的「以色列」文化根源，但他书中所附的照片却显示，当时羌民的穿着实与汉民差别不大，尤其是上层土司头人。

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客观文化特征”，来区分羌民与土民（由藏族地区移来之瓦寺土司属民）。甚至，对于目前被认为是“羌族”文化标志的缠头帕习俗，黎光明等人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以布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们看来，羌民、土民与汉人至少在服饰文化上差别不大。1930年代，曾到川康边疆游历的庄学本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记载：“此地的汉、羌与山外的川人同样缠着素净的白头帕。”他进一步解释：“这还是纪念孔明死时的丧服。”被陶伦士视为有近东特色的羌民毪织褂褂，事实上在当时也不是羌民所独有的。194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汶川县志》中称：“以地产羊毛，人多以编毛为生，故多织毛为衣，三族皆同，仅羌、土较普遍而已。”这里所谓的三族是指汉、羌与瓦寺土司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