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门神依旧如金代形式，顶盔披甲，满髯仗剑，多见于墓室和寺观壁画中。元代崇奉道教，宫观之门旁亦效法佛教，画门神侍立守卫。其门神不是药叉天王之类，而是左青龙孟章神君，右白虎监兵神君壁画之像，尚见于山西元代诸寺观中。元代门神可述者，有“四公子”门画。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中载：

元代有关纸马刻印的文献资料不多，记载元都城（北京）的大都坊巷、庙宇胜迹和民俗风情的《析津志•岁纪》里，略载一二，如“五月天都庆端午，艾叶天师符带虎……”等诗句，反映了北京除刻印佛经插图之外，又有了道教的“天师符”出现。这种实物虽然至今还没发现，但从清代刻印的一些“张天师骑虎”之符篆，也可触类旁通，领会到其形式如何。元代大都端午出现的这种插艾叶和天师符的风俗，正如南宋杭州端午日家家买“五色瘟纸，当门供养”一样。不过宋代贴避瘟纸（马）是求想象中的瘟神勿降病灾，元代则是祈求历史上的真人张天师骑虎画符去驱走瘟神灾害，是道教之神与民间众神结合的结果，反映了元代道教的兴盛和人们对传统的俗神崇拜的淡化。

从研究社会民俗学的角度看，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部划时代的巨著，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前，虽有《荆楚岁时记》之类的书，然体例并不完备，记述多简略。《东京梦华录》则以它体例博大完备，记述琐细真实而著称。上至宫廷衙署，下及市井民居，尽收于笔底。尤为可贵者，其中记述了民间普通生活的真实情况。孟氏于徽宗赵佶崇宁二年入都，至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南徙，居东京二十三年。平日所历，并非无心，实有“社会调査”之意义。不然，如何据回忆细细写出？虽有笔误，但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这书的史乘价值。为以后的耐得翁、吴自牧们的撰述，开辟一广阔前景。流风所及，甚而元人熊梦祥《析津志》、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的写作，也受其影响。据《东京梦华录》所提供的北宋民间使用吉语情况看，原属社会上层，甚而最高统治者才有权使用的吉语，已逐渐民俗化了。首先是在市民阶层中流行，然后浸及乡曲山野。这与五代纷争之后，封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繁荣不无关系。吉语民俗化，正是“庶民”阶级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自我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