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版』在苏州崛起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且听笔者由远及近、由大及小、由间接到直接的顺序来描述之。苏州，钟灵毓秀处、江南佳丽地，是中华文苑艺林的渊薮之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地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城两千五百余年来，历经沧桑，城址至今未变，与宋《平江图》（1229年）相对照，古城『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格局基本相符，为世界罕见。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称『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之物。』苏州的文化还表现在诸如戏曲、文学、绘画、建筑、园林、手工艺等全方位领域既往取得的卓越成果。尤其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造福桑梓，首创府学儒，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建立了一种将文化融活、品位趣尚的传统。如果翻开《中国美术史》，就不难发现，远在南朝前后，江南一带已是绘事兴盛。名列中国绘画史的画家，沿至明清，有1200余人。其中在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三国东吴的曹不兴，东晋的顾恺之，南朝的陆探微、张僧繇、顾野王，唐代的张璪、顾况、滕昌祐，南唐的顾闳中等人。入元，江南一带文人画兴起，以赵孟及『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为代表。明代，吴门画派兴起，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到了明末清初，又发展了诸多画派，如晚明董其昌的『松江派』、清初的『四王』——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王鉴及『娄东派』、『虞山派』等。清初康乾时『四王』画派声势浩大，几可左右艺林。『四王』与吴历、恽寿平合称『清六家』。履其踪迹的还有『小四王』、『后四王』。元文人画、吴门画派及『四王』等在中国绘画界的影响深远久长，绵延至近现代乃至今天。木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国家，雕版印刷不仅使文字传播更多更快，而且带动了木版画的发展。雕印版画始于宗教画，先是佛教版画、道教版画，进而向印本书籍和风俗戏曲画方向发展。明代中叶，版画艺术逐渐趋向繁荣，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除了多为托名的唐寅、仇英外，还有钱榖、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中国古代的印本书，绝大多数是用木版雕印的方法制作的，所以书中的插图也称木刻画，木刻肖像画称为『绣像』。万历时期（1573-1619年）是大明王朝走下坡路的转折点，皇上三十年不上朝，脚没出紫禁城一步，朝政暗淡无光，与康雍乾无法同日而语。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工文明萌芽出现，它却是中国古版画史上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建安派、金陵派及徽州派、武林（杭州）派、苏州派、吴兴（湖州）派并耀争辉的局面。它们各具特色，互相影响，如徽州派自肇始之初，走的是纤丽工细的路子，而徽派刻工流寓苏州后，为苏州版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如吴兴戏曲版画精品，几乎都由苏州著名画家王文衡所绘。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工整，然率其地梓也』。他曾将苏州与其他地方的刻书进行比较，结论是『其精吴为最』。万历时期还是明代版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其间，戏曲小说版画取代宗教版画，成为版画艺苑中最鲜艳夺目的奇葩。苏州阊门一带坊间戏曲小说几乎『无绣像不成装』，彩色套印的饾版、拱花等印刷工艺也蔚然流行，绘工之精、雕版之妙、套印之美，在中国古版画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晚明至清初，在利玛窦（1552-1610年）、郎世宁（1688-1766年）等西方传教士和画家的影响下，基于实证主义的几何透视学开始影响我国的绘画，对中国绘画了解和掌握空间原理起到了很大作用，以至在『苏州版』上有作者特意题款『仿泰西笔法』、『仿大西洋笔意』。要说苏州人创新，大概最有特色的是在精细精致上的创新。苏州传统文化具有士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历来以精致典雅的风格而独树一帜，从古典园林、昆曲艺术、丝绸之物至手工艺术包括苏绣、缂丝、苏雕、苏扇、苏裱、苏笺、苏灯、明清家具、虎丘泥人等，无不名扬天下，雕版印刷同样如此。颇为有趣的是，康乾年间的文化专制政策『促成』了『苏州版』崛起。入清后，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焚书禁书，不遗余力。小说戏曲类动辄因诲淫诲盗的罪名，屡遭严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江苏巡抚汤斌一到苏州，就按照旨意颁布了《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康熙于二十五年（1686）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同时，清内府设修书处，由武英殿提调，所刻称『殿版』，图版皆精，苏州一些版画镌刻名家朱圭等，则被罗致内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晚明时如日中天的小说戏曲版画衰微，而苏州坊间版刻业转向朝廷所提倡的风景、人物等作品，故『苏州版』崛起。苏州地处太湖之滨，四周环水，是水文化的沃土。水性至柔顺变，故能使文事始终艰难地变换、延续在天地之间，从而创新出层出不穷让人赞叹和激动的艺术。笔者认为汤斌禁书令是『苏州版』兴起的主因之一，当然苏州相对开放的都市版画需求与皇权对西洋科学艺术的重视也是重要的原因，但禁书令是重要的标志点与转折点，也是直接原因。它使苏州的版画在明末清初从书籍刻版的主流转向康乾『苏州版』主流的阶段，接着又进入了太平天国后桃花坞年画为主流的阶段。三个阶段历历分明。『桃花坞木版年画』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产生此名称的原因，是因为美术史家们最初看到的大多为清末民初桃花坞年画铺的印行之物。而它的前身『苏州版』，大多销售于历史更为悠久的阊门外至『吴中第一名胜』虎丘的『七里山塘』。清嘉道年间顾禄在其《桐桥倚棹录》一书中称：『山塘画铺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版也。』山塘街和上塘画市名气很响，以至于乾隆时曾仿苏州山塘街，在北京颐和园后湖，构筑买卖街，俗称『苏州街』，一水两岸，临水列肆。这是乾隆送给皇太后的礼物，可以不出京城而游江南，皇太后常泛舟游玩，店伙均由太监充任。咸丰十年（1860）毁于英法联军，上世纪80年代已于原址复建。山塘画市，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1-1864年）遭炮火所毁，据说大火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山塘变成一片焦土，原来的50多家画铺只剩下寥寥几家。于是，剩下的画铺迫于生计并迁城内桃花坞，或迁徙至上海，这场大火成了分界线，将清代桃花坞木版年画分为了前、后期，后期由于社会动荡，历程更为艰难，向江南农村年画和上海小校场年画『双重转型』。『苏州版』与后世桃花坞大相径庭，那种借鉴西画技法又注重文人画传统，规模气势宏大且细刻精雕之品顿失。上海城隍庙小校场年画，则表明中国木版年画日渐被外来石印技术终结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新式年画和宣传画成为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