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被华夏称作“羌”的黄河上游土著，其本土历史曾被记录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根据此“传说”，羌人（河湟西羌）的文明开创祖名为“无弋爰剑”，一位由秦国脱逃的戎人奴隶。他到此后，由于一些神迹而受到土著信服，并与一受割鼻刑罚的土著女子成婚，从此教导羌人种田、狩猎。这个“传说”，可能是基于当时某一河湟羌人部落的本土历史，添加些汉人的历史想像以与中原“秦人驱戎”之历史记忆接轨，而成为一种华夏心目中的“化夷传说”。在类似的华夏建构之化夷传说中，一位殷王子“箕子”至朝鲜而教化了东夷，一位周王子“太伯”至吴而教化了荆蛮。《西羌传》又记载，羌人是“三苗”的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在舜帝驱逐“四凶”时，这一族人被远远逐到黄河上游地区。这历史叙事说明黄河上游羌人的由来。姜姓的始祖，炎帝，则是曾败于黄帝之手的古代帝王，将边缘异族的族源溯及历史或失败者，这也是华夏历史书写传统之一。

然而，若与炎帝和大禹相比，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较热衷于从事以大禹为羌族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居关中的羌人，攀附黄帝后裔为其祖源，而忽略中国史籍记载“羌为姜姓炎帝后”一样，古今“羌人”、“羌族”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承认自身是“失败者”的后裔。即使承认本族是炎帝后裔，当今羌族知识分子强调的也只是一个古老华夏记忆——《国语》中称炎、黄为弟兄。所以他们认为，羌族与汉族是兄弟；因炎帝在前，所以羌族还是大哥。在有关“大禹”出生地的历史争论中，本书的例子也说明“历史”如何在本族群中被争论，并成为争夺孰为本族群核心、孰为本族群边缘的符号资源。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大禹遗迹存在于作为本地汉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显示“大禹”曾是推动华夏边缘西移的历史符记。在近代羌族的民族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本地较汉化的人群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大禹”被他们攀附为羌族祖先。由“大禹”之符号意义在此华夏边缘的变迁，也显示两千余年来此华夏边缘的变迁及其近代质变。

这是说吐蕃一名的来源由于“发羌”而不由于秃发；勃悉野为其祖名，亦不由于樊尼的改姓。按发羌一名，始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云“绝远，未尝往来”，与《旧唐书》所说的“未通于中国”合。又云“迷唐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踰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可见当东汉和帝时，发羌尚居于黄河源头，是一个相当大的部落，故能为失败者所依附。近人姚薇元同志作《藏族考源》，论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