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苏州和日本之间的来往，只限于单向的中国商人前往长崎的贸易交流。中日货物贸易里，铜居于首位。清政府管理日本铜务的官方机构，就是设置在苏州虎丘山塘的嘉惠局。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里说：“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卖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苏州并不能与日本直接通航，“官局”和“民局”从日本采购的东洋铜都是先从长崎运到乍浦，再从乍浦转运苏州，而后从苏州输送到全国各地。

为了更好的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得这些书籍和其他物资，日本方面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为将军带来“御用之书”的中国商人，会得到额外的经济奖励。那些没有信牌的商船，如果能够带来将军急需的物品，就可以得到褒奖信牌。雍正六年（1728）八月李卫密奏雍正，提出近年赴长崎贸易商船从事异常活动的问题，如中国商人应日方要求携带“教演弓箭藤牌”、“阵法”、“讲解律例”及“疗治马匹”的专业人士赴长崎。同样的内容也见于日方文献记载，中国商人于1720年至1727年陆续予以满足。可是向日本输出医师在浙江乍浦一带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以至于浙江总督李卫为此从1728年起开始加强警戒，严格限制驶向日本的商船。“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需求也开始做出反应。

将版画运往日本的基本是南京船和乍浦船，在《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记载中尤其以乍浦港为主，乍浦一番船和三番船出现的频率更高。可见运送版画的中国船相对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