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研究中，“羌族史”不是一个顶热门的主题，以此为题的专著并不太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羌”的问题涉及许多甲骨金文学、经籍训诂、神话与历史研究。因此，关于“羌”之枝节研究，广泛且普遍与中国上古史研究紧密结合。虽然在细节上有些争论，百年来许多共识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形成，凝聚为目前一些“羌族史”的蓝本。我称之为“典范的”羌族史，是因为这些观点以及背后的学术逻辑基础，几乎已成了学界共识；另一方面，这样的“羌族史”的简化普及版，已透过各种媒介成为一种历史或民族常识。

由前面两章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典范的“羌族史”与“中国史”都可以被视为一些凝聚族群的集体记忆。“历史”，特别是与人群“共同起源”有关的历史——如对中国人而言的“黄帝”——在强化族群感情上具有特殊的魔力。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们，以“同胞”或以英语“弟兄姊妹”相称，这显示人类的族群或民族，是一种仿真最小、最亲近之亲属群体——出于同一母亲的群体——的一种社会结群。因此，“共同起源”历史记忆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仿真并唤起族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它也是人类“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我们可称之为“根基历史”。这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历史记忆形式。

近20年来，在“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之历史与民族学研究中，流行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我且称之为“历史实体论”，第二种则是“近代建构论”。“历史实体论”者主张，中国民族是在历史上延续之实体，其中包括一历史悠长的核心汉族及许多在历史中起落兴衰，并与汉族互动、融合的边疆少数民族。此解释模式几乎被所有中国历史与民族学者所采纳。相关的“历史”，便是典范中国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近年来，有些受“创造传统”与“想像社群”等研究影响的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物。他们强调，近代中国政治威权下的民族分类与相关历史建构，将许多原外于中国的大小非汉族群归纳、划分成一个个“少数民族”。在族群政治立场上，上述两类学者也常针锋相对：前者常指责西方学者试图破坏中国之民族团结，后者则指责大汉族主义学者借着“历史”控制甚至欺压少数民族。

随着蚕丝的使用，丝织品的产生与发展，刺绣工艺也逐渐兴盛，据中国史书《尚书》记载，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了服装“衣画而裳绣”的装饰，可见中国在四五千年前，刺绣品已经广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