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羌族语言调查，始于中国学者闻宥。1941年，他到汶川、理县一带作调查，其报告人还包括麻窝、芦花的人。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他指出，“汉藏语族之研究，在今日尚极幼稚”，因此他希望了解此语族中各系、各支间的关系。他注意“羌语”的重要性——“惟在川甘之交，别有藏缅系之一支名羌语，不第为生存之活语，且保存若干极古之特征。”事实上，他的民族历史与地理知识，多少已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无论如何，他认为《石泉县志•舆地志》所附“番译”是羌语以及他将黑水芦花等地语言视为羌语，对于寻找“羌族边缘”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发现。闻宥的羌族语言调查，虽然未及于他心目中所有岷江上游的羌人聚落范围，但无论如何，“羌族”之存在及其分布范围，逐渐有了所谓客观、科学的依据。

胡鉴民心目中的羌民范围，只分布在理番、茂县、汶川一带。在他看来，当时的“羌民”文化是羌人文化与汉人、戎人文化的综合体。他认为，当前羌民的文化混杂性，说明这民族曾经历一个长期迁徙的过程。他提及体质学、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但他并非以此界定“羌族”的范围，而是以这些学科来说明“羌民”与“西藏民族”间的关系。他指出，语言学者闻宥已证明羌语为藏语之一支；他自己则由历史上氐羌民族的迁徙及其经济形式，与“文化人类学”之“文化区”观点，将羌民归入大西藏文化区之内。

1930-1940年代在此地区进行民族考查的中国学术群体或个别学者，有受教育部委派的“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以及语言学者闻宥、民族学者胡鉴民等。同样地，“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的调查成员们也困惑于“羌民”文化的混杂性。因此在语言范畴等同于民族范畴的概念下，他们认为“羌人之辨别除由语言外，殆无他途可准”。他们的确也作了些初步的语言调查。于是在他们心目中，羌族不只包括汶川、理县、茂县等地的“羌民”，也包括黑水河上游麻窝一带的村寨人群(今为藏族)。

在羌民的语言方面，同样地，他指出不同地区的羌语有很大区别。他说，羌民是他曾接触过的族群中语言分歧最大的一个。虽然体验到羌民语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他接受当时中国语言学家闻宥的意见，认为“羌语”是一种古老的藏缅语，因此羌民是黄种人的藏缅语支民族之一。他也提及由于“汉化”影响，许多地方的羌语正在消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