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很多有才学的中国人东渡日本，其中不乏画家及各类工艺匠人。例如僧人隐元及其弟子们在日本开辟的黄檗文化，就涉及到很多艺术家。隐元还带去了一批他自己收集的名家字画，木宫泰彦甚至比喻说“黄檗山等简直成了明清名人书画的美术馆。”隐元和他的弟子本身也擅长绘画，甚至在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期的长崎，发展出“黄檗画像”的肖像画风格。当时赴日有绘画才能的人当然不止隐元一家，据彭城百川《元明清书画人名录》、荒木一《续长崎画人传》的记载，清代到日本的中国画家有120多人。另据木宫泰彦所述，“从承应（1652-1654）到宽文（1661-1672）年间有陈贤（随从隐元来日，长于水墨佛画），陈元兴（曾参谒木庵，主要描绘黄檗宗各僧人的顶相），陈清斋（广泽一湖就是他的门人）等人入籍；享保（1716-1735）年间有伊孚九、沈南苹、高钧（沈南苹弟子）、高乾军（同上）、郑培（同上）、费汉源（他的门下有杨君山、打桥竹云）等人来日；延享（1744-1747）年间有诸葛晋（南苹派画家，江户的清水静斋因欣慕他的画风，改名为诸葛监）；宝历（1751-1763）年间有宋紫岩（长于着色花卉、翎毛，江户画家楠木雪溪学习他的画风，改名宋紫石）；安永（1772-1780）年间有方西园（善画水墨花卉、翎毛，文晁、华山也学习他的笔意）、程赤城；天明（1781-1788）年间有李用云、张秋谷、费晴湖；文化（1804-1817）年间有孟涵九、江稼圃（门下有游龙梅泉、铁翁、木下逸云等人，他和伊孚九、费汉源、张秋谷三人合称为舶来四大家）、江艺阁；文政（1818-1829）年间有陆云鸿、朱柳桥；天保(1830-1843）年间有陈逸舟、华昆田；弘化（1844-1847）年间有颜毫生；文久（1861-1863）年间有徐雨亭、王克三等人相继来日，给日本画界以极大的影响，事见德川时代的画史、画论、随笔、文集中……”在这些东渡日本的中国画家中，对日本画坛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画家伊孚九和花鸟画家沈铨。伊孚九长于南宗山水画，风致清雅，享保五年（1720）前往日本，教导了清水逸、池大雅、与谢芜村等数位画家，促进了日本南宗画的发展。沈铨（南苹）擅长花鸟走兽，勾勒工致精细，渲染浓丽脱俗。享保十六年（1731）十二月初三日，沈铨率高钧、郑培、高乾等弟子随37号南京船赴日本，在长崎逗留两年。期间将画法亲传与日本画家熊代肃江（熊斐）。熊代肃江又培养出宋紫石、鹤亭、黑川龙玉、熊斐文、真村芦江、诸葛监、森兰斋、建部凌岱等诸多画家，称为日本的“南苹画派”。沈铨回国后，仍有作品传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