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具有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气味的话，那末，贝克莱的情况就大异其趣了。他自觉地维护宗教的权威，反抗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宗教神学的进攻。他从“存在即被感知”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感觉的复合，但感觉依赖精神实体而存在。这种精神实体不能只是人的有限精神，因为一切有限精神都不能保证世界存在的连续性，故世界的依存者必须是“无限精神”，即上帝。贝克莱的上帝乃是超感觉世界的绝对体，是超越神。这个证明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感觉论为基础，比较新鲜，但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因为实际情况是感觉依赖于存在，而不是存在依赖于感觉；没有客观存在，何来感觉之有？而且，从逻辑上说，如杲存在确是被感知，那末，不能感知者就无所谓存在。贝克莱也承认精神实体（包括人的灵魂或自我和作为无限精神的上帝）是不能感知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不仅肯定它的存在，而且还把它作为世界的最后依据呢？这个理论上的大漏洞被大卫•休谟一语道破，从此就半文不值。所以，尽管贝克莱主观上对宗教神学异常忠诚，但他发明的证明方式几乎未在神学上有过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