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方面而言，宗教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设置自己的产业，进行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基督教的教会在其产生之初，教徒捐献财产，共同用膳。教会财产除了公共享用，还用来赈济孤寡贫弱。随着富有阶级入教者增多，捐赠的财产也日益增多，上层人士逐渐把持领导权，购置地产，经营工商，使教会成为一种经济势力。这个过程的突出标志是丕平献土，使教皇第一次拥有世俗领地而成为大地主。以后教廷为搜括财富而不择手段，甚至出卖圣职和“赎罪券”。为反对所谓教会“世俗化”（亦即敛财腐化）而兴起的隐修院和托钵修会，起初也标榜“安贫”和“不置会产”，后来却逐渐变成了西欧的大地主和大财主，竟至使教会所占地产扩充到西欧地产的三分之一。在修院的土地上，同样使用农奴进行耕作，下级修士也受到同样的经济剥削。修院还出租土地，发放高利贷，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开垦荒地，由此大大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在中国，佛教寺院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寺院财产起初主要来自富有教徒和帝王贵族的捐赠，从东晋和刘宋之后，寺院逐步占有田地，经营农业，招纳佃客，剥削“白徒”、“养女”，发放高利贷，建立起独立的寺院经济。从经济势力和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封建中国的佛教寺院或许不及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会和修院。但是二者经济力量的形成，都起因于统治阶级的捐助，而其发展也端赖统治阶级的免税免役政策。宗教组织的经济力量为宗教组织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发挥了相当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应看到，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实力过分膨胀，与世俗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发生利益冲突之时，双方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斗争的形式一般是世俗统治者方面压制宗教组织，或者是宗教组织内部进行改革。斗争双方的成败则依力量对比和当时的社会条件而定。在中国，佛教寺院总是屈服于封建统治者，不但“沙门”仍要“敬王者”，而且在统治者发动“灭佛”，没收寺产之后，僧侣们也只能仰仗统治者的恩典以谋复兴。在西欧，基督教会在内部改革和外部争夺交替出现的形势下，一度占据上风。但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终于让世俗统治者和内部改革派取得了胜利，教会土地和财产在新教国家被大量没收。另外，在宗教组织进行经济活动，发展经济势力的同时，它受到的世俗影响必然随之增加。例如在欧洲封建等级制的影响下，基督教教会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教阶制度，在中国封建宗法制的影响下，佛教寺院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寺产相承，法嗣相传的宗派。这些宗教制度由于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曾大大促进了各该宗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