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种本土羌族文化建构下，“端公”别有意义。近年来，一些羌族知识分子热衷于“禹文化”研究。他们认为，大禹文化表现在端公的法事上。端公作法时所跳的就是“禹步舞”；端公作“索卦”，就是根据大禹所作的“连山易”。但毕竟，能建构与传述此种“大禹文化”的只是少数老年羌族知识分子。因此，这样的“大禹文化”在民间流传并不广泛。但“大禹”是古老的羌族祖先，这一记忆却普遍流传在羌族之间。在本书第九章中，我曾说明，姜炳章等北川地方官员，曾以大禹记忆来强化一种以“圣兴之域”为荣的“北川人认同”。此“北川人认同”，也是一种汉人认同。在第八章中，我也说明了“大禹子孙”在当代羌族认同上的意义——大禹及其子孙，在北川如何由“汉人”成为“羌族”，以及北川与汶川羌族知识分子对于“大禹出生地”的争论，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