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与资源共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环境、经济与人口的协调发展，成了21世纪人类共同追求的主题。千百年来，水族稻作农耕文化的发展脉络，为我们探讨和研究这种主题提供了丰富的人类学材料。作为稻作民族，水稻种植在水族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几乎与稻作农业与生俱来的“稻田养鱼”文化特点，则为这个民族“饭稻羹鱼”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包括贵州、广西、云南在内的所有水族分布地区，水稻产量均占农作物产量的80%以上。这一经济特点，除了自然环境方面的特点之外，显然是其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

孕育于百越母体中的水族稻作农耕，在水族先民完成民族大迁徙，从骆越母体中分离出来向单一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是水族社会重要的经济基础。定居黔桂边境之后，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这种稻作农耕形成了以梯田耕作为特色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千百年来，这种模式在都柳江畔和龙江两岸不断发展的结果，使水族的稻作农业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稻作农耕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使水族社会在对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过程中，能够及时地吸收了大量外来的先进文化，从而更加促进了水族稻作农耕文化自身的发展。由渔猎采集经济时代孕育的渔业文化传统，被巧妙地嫁接到稻作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稻田养鱼、“鱼稻共生”的农业特色。利用水稻附生物养鱼，又利用鱼清除稻田杂草，防治病虫害，不但是水族的稻作农业特色，也是水族农业对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巨大贡献，其生态学的意义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