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之下，或是在渊源更早的「以德化番」的意识型态下，中国边疆宫员可能虚构土著汉化的情况，请求朝廷将当地土著纳入编户，以此邀功。但由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外学者的描述，以及近年来我在羌族地区所作的口传记忆考察，以及我在一些羌族家庭中所见从前留下的汉籍古书，以及近年在高山村寨出土的清代汉式墓碑，都说明至少在部分地区当地土著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相当汉化了。这也说明了为何在《茂州志》中今茂县附近相当一部分村寨被划分为「汉民里」（杨迦怿等 1831,2：14-16）。南方的汶川附近村寨及瓦寺土司属民汉化程度之深更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