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代表我父亲曾宪阳，并以他的名义，在这里对资助我的机构和老师、专家心怀敬意和感激地说声“谢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给英国研究生上过课的中国经济学家邹蓝教授，适他不计报酬来为我写的这本书作英文翻译,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是我整理这部书稿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