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有两个民族——支拉与戈拉。他们间发生战争，戈拉被打败了（戈拉是羌，支拉是汉人的古名，日本人至今仍如此称呼他们）。羌长程迁徙，到此地之前走了一年又数个月。途中他们使用牛皮做的圆舟渡河。其中一个船漏了，经书也打湿了；当经书放在太阳下晒时，羊子来把它们吃了。因此羌人今日没有文字，经书内容只能靠一代一代口传下来。当羌人到了中国西部时，朝廷正在与戎打仗。戎被打败，退到杂谷脑。朝廷的军队也退到灌县休息，使得灌县到杂谷脑之间空了下来，于是羌人来占了这地方。那时羌人有绵羊、山羊，也种麦，但是就没有玉米。乾隆时，瓦寺部落从西藏的瓦寺厂来，帮朝廷打羌族，打了十二年。危关一场大战，一个人从山顶下到河边，没有被人看到。羌人就败了，瓦寺因此得到现驻地为赏赐，在羌与汉人之间。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高潮，一次是汉魏隋唐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晚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入。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利玛窦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辗转四年，才抵达中国澳门，而后入居广东肇庆（曾经是两广总督驻地）与韶州。由于明朝闭关锁国，之前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利玛窦首开先河，被称为『泰西儒士』，身穿儒服，广结中国儒家士友，他是文化交流使者，不是居高临下的强权代言人。1601年，入京觐见明万历皇帝，贡呈圣像、万国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物品，获得了在北京居住的殊荣。他在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科技文明带来中国，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基于透视法建立起来的艺术表现及其价值观。延续至清代康乾时期，其他传教士络绎不断，其中具有渊博知识的传教士受到朝廷器重，特别是法国传教士成为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教授康熙数学、物理，包括西方科学的各个方面……甚至有专门讲解人体解剖构造课程，史称『国王数学家』。在他们影响下，皇帝对铜版画赞赏有加，宫中画家率先学习透视法，宫廷流风所及，国际贸易频繁，民间引为风尚，才在中国江南工商业大都会城市苏州，诞生了空前绝后的『仿泰西笔法』——康乾盛世『苏州版』。